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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李建周形式策略与文化政治先
导语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先锋小说，曾经被命名为“新小说”、“新潮小说”、“探索小说”、“实验小说”、“现代派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等等。在具体细部的描述中，又曾经被归入过“结构主义小说”、“荒诞派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小说”等等。历史地看，年前后出现的新潮小说包含众多写作向度。先锋小说生成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新潮小说外延的逐渐窄化。严格说来，先锋小说的经典化过程包括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两个大的时期。本大事记选取先锋小说经典化最为重要的十年，试图还原文学史对先锋小说的筛选确认过程，梳理先锋文学这一充满矛盾与紧张的文学话语的生产状况。一、《拉萨河女神》与“西藏新小说” 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发表于《西藏文学》年第8期。由于小说对“叙述”的强调和对“故事”的淡化，一般被认为是先锋小说一个稳定的起点，尽管比其他作家的先锋小说代表作要早发表三四年。马原创作起步很早，70年代后期创作了包括短篇小说《表决》、长篇小说《桃色的紫色的和灰色的》在内的大量作品。长时间练笔与大量阅读后，马原选择了带有实验色彩的小说实践，并且得到李潮、北岛、史铁生、陈村等人的赏识。马原在年创作《拉萨河女神》时，国外有关形式主义文论的著作还远未被评论界广泛运用。马原与评论界同时接触到西方“现代派”文学，最早在创作中把小说形式放在了本体地位。 大学毕业到西藏以后，怀揣文学梦想的马原周围聚集了一群文艺青年，马原的家很快成为西藏文艺界的重要据点，甚至有“第二文联”之称。于小冬的油画《干杯西藏》，生动的记录了这个圈子的生活场景。其中很多人都是大学毕业后进藏的：马丽华毕业于临沂师专，色波毕业于沈阳医专，于小冬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马原的创作和这个圈子有着很深的关联。他曾经多次以自己身边的人物为小说原型。《风流倜傥》的原型是王海燕、《叠纸鹞的三种方法》的原型是画家李新建。从写实的层面看，《拉萨河女神》正是这一文学圈子一次活动的记录。在融洽的交流氛围中，马原、扎西达娃、金志国、色波、刘伟等人逐渐形成了“西藏新小说”的基本阵营，并且在《西藏文学》年第1期集体公开亮相。这也是奠定马原地位的关键一步。 所谓“西藏新小说”，内部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却借助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人们的西藏想象，成功推出了自己的流派。在特定时间推出专号是非常重要的。与之相比，当时在湖北武汉经常在一起聚会的何立伟、王平、徐晓鹤、残雪被戏称为“文坛四人帮”，从整体水平来和个人创造力来看，这个文学圈子并不比“西藏新小说”圈子差。但从营销策略来看，却差了一大截。湖南的几位作家没有形成有效的群体效应。没有竖起一面鲜明的大旗，没有可供人议论的口号，这在新潮迭起的文学场中是非常不利的。不过，“西藏新小说”在先锋小说经典化过程中被逐渐剥离了。 如果从先锋意识的生成的角度来考察，应该追溯到年《上海文学》组织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解释先锋小说的知识资源，其实有一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知识谱系。这一知识谱系本土化的过程，与先锋小说的生成过程有着某种内在的对应性。二、杭州会议与《冈底斯的诱惑》 年12月，《上海文学》编辑部、《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青年作家与评论家对话会，即杭州会议。与会者就当代文学写什么和怎么写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期间引起特别 马原的成名作《冈底斯的诱惑》得以顺利发表，和杭州会议有很大关系。最先给予这部作品高度评价的是龚巧明。她借去西安开会的机会将小说推荐给李陀。李陀看后也很兴奋，将它带到杭州会议上推荐。本来在会议之前，马原曾经给《上海文学》投过稿，但是主编李子云一面说喜欢这篇作品，一面以“看不太懂、拿不准”为由拒绝刊发。杭州会议期间，时任《新创作》的主编韩少功对李子云说，这篇小说发在《新创作》上很可惜，应该发表在《上海文学》。会议期间，在韩少功、李陀、李潮等圈里人劝说下，“李子云顶住其他异议，刊用了小说。”小说在《上海文学》年第2期发表后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年“新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小说中三个故事几乎毫无联系的结构方式实际上是对结构的颠覆，“是对小说作为一种整体化、有序化虚构的本质的颠覆。”批评家吴方指出这一写法“提供了一个向小说复调世界展开的探索标本，也为小说观念变化的思索提供了一个探索方向。”更重要的是，马原以自己特殊的写作方式提供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西藏人文地理图景，在当时的文化想象中，“恰好与‘上海’先锋文学批评和先锋小说本身的‘艺术形式的探索’发生了秘密的历史接轨。”这使得马原的探索在空间上超越了西藏小说圈，在时间上大大早于后起的先锋作家。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上海文学》还刊发了胡启立的《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从中可以看出该刊有明确的呼应作协四大“两个自由”的用意。在极力为作协四大宣传的同时，《上海文学》几乎每期都会出现新的面貌。不仅继续以专辑或重点作品推荐的形式推出寻根类作品、纪实类作品和体现“上海味”的作品，而且与其他刊物联合召开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举办作家与企业家联谊活动等多种形式积极探索期刊改革路径，推动甚至引领文学潮流，其辐射力远远超出了地方刊物的范围。《上海文学》一因此在“85新潮”中成为文学规划意识最强的刊物之一。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可以看出小说“怎么写”不仅仅是形式问题，背后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三、《西藏文学》“魔幻小说特辑” 《西藏文学》在年6期推出“魔幻小说特辑”，包括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色波《幻鸣》、刘伟《没上油彩的画布》、金志国《水绿色衣袖》和李启达《巴戈的传说》等五篇小说。目录用的是“魔幻小说特辑”，和“本期魔幻小说编后”，而正文则变成了“本期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编后”。或许这种不同涉及到编者对新的小说写作方式的价值判断的犹疑，因为这些正在生长的小说还没有被有效阐释。从编者说明可以看出，他们对新出现的这批小说是满意的，这种满意本身就带有对创作革新的渴望。 一方面，编者承认作家们是“从拉丁美州的‘爆炸文学’—一魔幻现实主义中悟出了一点点什么”；另一方面，又强调所谓“魔幻”，“看来光怪陆离不可思议，实则非魔非幻合情合理“，“不是故弄玄虚，不是对拉美亦步亦趋。魔幻只是西藏的魔幻。”编者的用意很明显，在强调和外来拉美文学的渊源时，同时强调了这批小说的现实感和本土意义。或者说，借鉴的只是一点点写作方法，“魔幻”本身就是西藏的现实日常生活本身。在此前后，该刊年第4期发表马原的中篇小说《叠纸鹤的三种方法》，年第9期发表了色波的《竹笛?啜泣和梦》，年第1期头条刊发了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不过，在先锋小说经典化过程中，这些细节被有意无意淡化了。 本期专辑的之所以产生很大影响，是因为之前各个刊物的专辑往往是以地域、性别或者年龄为由出现的，虽然这个专辑也是以地域为界的青年作家专辑，但是它具有强烈的流派色彩，并且受到了国外文学流派的影响。正是这个原因，《收获》的编辑程永新读了之后非常激动，分别给那些并不相识的高原作家写了信。因为共同喜欢专辑里面的色波和李启达，程永新和马原见面后常常聊到深夜。正是在一次次彻夜长谈中，程永新推动文学发展的愿望更为强烈，并且着手在《收获》组织专号，以更好体现文坛已经发生变化的格局。四、《新小说在年》与《探索小说集》 由吴亮、程德培编选的《新小说在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年9月出版。收录有：韩少功《爸爸爸》《归去来》《蓝盖子》、徐星《无主题变奏》、何立伟《花非花》、刘索拉《蓝天绿海》、莫言《枯河》《秋千架》、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马原《冈底斯的诱惑》、张承志《黄泥小屋》、贾平凹《天狗》、王安忆《阿跷传略》、李杭育《炸坟》、郑万隆《狗头金》、叶蔚林《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残雪《公牛》、陈放《圣贤塔的倒塌》、刘心武《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 同年7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探索小说集》，收录小说为：韩少功《爸爸爸》、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王安忆《小鲍庄》、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谌容《大公鸡的悲喜剧》、宗璞《泥沼中的头颅》、孔捷生《中国童话（两篇）》、吴若增《脸皮招领启事》、王蒙《冬天的话题》、路东之《！！！！！！》、徐晓鹤《院长和他的疯子们》、刘亚洲《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郑万隆《老棒子酒馆》、刘庆邦《走窑汉》、李本深《黑树》、史铁生《合欢树》、张辛欣、桑晔《北京人（两篇）》、陈村《一天》、李杭育《人间一隅》、何立伟《一夕三逝》、张承志《废墟》、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马原《叠纸鹞的三种方法》、残雪《山上的小屋》、孙芸夫《芸斋小说（两篇）》、林斤澜《矮凳桥小品（三篇）》、汪曾祺《陈小手》、高晓声《杭家沟》、李庆西《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赵长天《苍穹下（两篇）》、贾平凹《商州又录》、阿城《遍地风流（之一）》。 可以看出，重复的作品只有《爸爸爸》，重复的作家为：韩少功、何立伟、刘索拉、莫言、扎西达娃、马原、张承志、贾平凹、王安忆、李杭育、郑万隆、残雪。从这份以“新”和“探索”为名的名单中，可以隐约看到正在成长的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潮流。年左右，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还没有明确的先锋意识。两书的编选者也并没有将马原的出现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无疑开始 本年度复旦大学举行了旨在总结新时期十年文学创作的“新时期文学讨论会”。如何看待年的文学新潮，成为会上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有人认为，探索、突破是年文学的精神。有的认为年的文学出现了“六神无主”的局面，不再定现实主义为一尊，“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魔幻、象征、感觉、纪实文学各竞其秀，势头十分可喜。同年，《北京文学》召开了的“现实主义及其发展”专题讨论会。李陀在会上指出，国外的现实主义分裂出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多种形态，因此，对现实主义不仅要做发生学的研究，还要做形态学的研究。中国的现实主义正处于从19世纪的古典现实主义概念向现代现实主义过渡的时期。现实主义已失去了唯一正确的正统地位。第一现场的各种不同声音，印证了“85新潮”众声喧哗的热闹景观。 本年度《中国》第5期发表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第11期发表残雪的《黄泥街》，《天津文学》第6期发表残雪的《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解放军文艺》第9期发表马原的《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上海文学》第9期发表孙甘露的《访问梦境》，陈村的《死》，《作家》第9期发表洪峰的《奔丧》，《收获》第5期发表马原的《虚构》。在讨论先锋小说时，这些作品经常成为被讨论的重要对象，但在当时却并非是热点作品。五、《人民文学》“前锋文学”专号 《人民文学》年第1、2期合刊首印70万份，销售一空，再加印50万份，又告售罄。这期合刊大胆前卫，登载了不少探索实验小说：莫言《欢乐》、马原《大元和他的寓言》、刘索拉《跑道》、杨争光《土声》、马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北村《谐振》、叶曙明《环食?空城》、姚霏《红宙二题》、乐陵《扳网》、孙甘露《我是少年酒坛子》。半数以上采用“现代派”手法，具有荒诞意味。这在《人民文学》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评论栏目有叶廷芳：《泛表现主义——第三种创作方法》，“作家对话录”有叶君健、高行健《现代派?走向世界》等为“现代派”张目。 《人民文学》这一崭新的编辑方式体现了编辑部的构想。“编者的话”指出，当代文学已经在改革、开放的“双轮马车”上锻炼出了一双矫健的翅膀。不仅需要直面改革、切近现实、感时抚事的作品，同样还需要远离政治和经济，远离社会和大多数读者，追求“唯美”具有小圈子倾向的“前锋文学”。编者明确宣告需要：“那些把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同自我的生存与发展交融在一起感受与思考、既勇于剖析社会与他人更敢于审视命运与自我、既孳孽于美妙新奇的文学形式又谆谆于增强对读者的魅力的那样一些严肃而成熟的力作”。这份宣言，实际上是在多元化的方向下，试图整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股创作潮流。在编者看来，对探索性作品的容纳有清除封建文化专制的内涵，因而强化了探索性作品的分量。朱伟曾在写给陈村的信中谈过“合刊”的事：“这是我编的第一期小说，希望你—读，并给予指正。这是第一期。我觉得除个别稿外，基本体现了我的想法”，并称：“北京好像反映强烈，包括李陀，很激动。”从中可以看出这期刊物实际的组稿者是朱伟。在推动新潮文学方面，当时形成了“北有朱伟，南有永新”的格局。 这期刊物因为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引发了一场涉藏问题的“舌苔事件”。在三、四月间出现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倒春寒”中，“舌苔事件”成为一个典型的标本。虽然“舌苔事件”主要是民族事件，但是在对这期刊物的批判中，有大量是针对新潮文学的，可见“新潮文学”问题的敏感性。对于合刊“新潮”的指责，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怪诞晦涩”的荒诞手法；二是格调低下、粗俗露骨的内容。当然，指责者所说的都是个别的例子，合刊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也并不存在上述问题。但是“新潮文学”或者编者所称的“前锋文学”，在这次事件中受到很大冲击，则是无可置疑的。在创作自由渐成气候的时候，不断出现硝烟弥漫的论争，背后隐含着各自文坛占位的焦虑。“新潮文学”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隐秘关系也始终贯穿在80年代的文学论争之中。 本年度，《上海文学》第1期发表马原的《游神》，《北京文学》第1期发表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收获》第1期发表马原的《错误》，《上海文学》第2期发表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北京文学》第2期发表苏童的《桑园留念》，《中国作家》第2期发表洪峰的《瀚海》，《北京文学》第5期发表余华的《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收获》第3期发表莫言的《红蝗》，《花城》第5期发表苏童的《蓝白染坊》。六、《收获》先锋小说专号 《收获》在年第5期推出一期不设专号的专号，实际是先锋小说的一次集中展示。主要包括马原《上下都很平坦》、孙甘露《信使之函》、余华《四月三日事件》、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洪峰《极地之侧》等。第6期同样以先锋小说为主，包括苏童《罂粟之家》、孙甘露《请女人猜谜》、余华《难逃劫数》、马原《死亡的诗意》、潘军《南方的情绪》、扎西达娃《悬岩之光》、格非《青黄》、史铁生《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等。 从编者程永新和马原的之间的通信来看，马原直接参与了《收获》先锋作家专号的策划：“另外就是明年四期稿子的事。我计算了一下，如果按原来计划的，人人完成，大概就要超出几万或更多。你想，我十五万，扎（西达娃）六万，残（雪）、韩（少功）、张（献）、刘、史（铁生）、莫（言）、陈（村）即使各六万也已经四十二万字了，另外还有几个短篇，怎么得了？”最后的结果是四期变成了五期，人选也有很大差别：扎西达娃、残雪、韩少功、史铁生、莫言、陈村、李启达并未出现，代之的是洪峰、余华、苏童、孙甘露、色波、乐陵、李彬勇。变动后的作者群基本上是马原和程永新的交往圈子。因为作品探索性、实验性比较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期许有很大差距，所以编专号容易引起很大震动。当程永新获得当时《收获》实际负责人李小林支持编发新潮小说专号后，引起了作协领导的不满：“事后据说作协有关领导颇有微词，说是把多数人看不懂的先锋小说集中起来隆重推出不知有何企图。”可见，李小林当时也承受了很大压力。 《收获》的专号是先锋小说一次重要的集体亮相，不但阵容强大，而且作品质量过硬，直接促成了先锋小说文学思潮的生成。正如之后的文学史表明的，这些作品多被文学史指认为先锋小说代表作。批评家李劼看完之后异常激动，在逐一分析之后，认为这期中篇小说“一个比一个激动人心。有的把故事讲到出神入化，有的把感觉发挥到极致境地，有的把意象呈现到深远不底”。苏童说“这一期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这感觉不知对否？《钟山》要想这么干‘气’就不足。”余华说：“去年《收获》第5期，我的一些朋友们认为是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最出色的一期。但还有很多人骂你的这个作品，尤其对我的《四月三日事件》，说《收获》怎么会发这种稿子。后来我听说你们的5期使《收获》发行数下降了几万”。尽管一般读者还不认同先锋实验，但《收获》的纯文学策略在文学场中的占位是成功的。七、《北京文学》与“伪现代派”讨论 《北京文学》第2期发表黄子平的《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第4期发表李陀的《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百家》年第5期发表李洁非的《“伪”的含义及现实》，从而使“伪现代派”问题成为年文坛论争的焦点。此问题在此之前有所讨论，如李洁非、张陵《被光芒掩盖的困难——新时期文学十年之际的一点怀疑》（《中国青年报》年9月21日）、刘晓波《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年1月3日）、陈冲《现代意识和文学的摩登化》（《文论报》年1月21日）、季红真《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艺报》年1月2日，1月9日），等等。这些文章多次对新潮文学的某些现象和作品表示不满，对模仿西方“现代派”的先锋小说提出批评，并且在中西对比中质疑此类作品的有效性。 黄子平从分析“现代派”这一概念入手，指出绝大部分作家回避了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只是潜心学习和借用“现代派”文学形式和手法，但技巧是“完成了的内容（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本身就具有内容性”，因此要从事强行“剥离”的工作极为困难。黄子平并不以此指认先锋写作无效，相反，却对“伪现代派”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伪现代派”这个概念是“被许多‘权力意愿’认为是顺手、便利的一个批评术语，其含混之处几乎与它的丰富成正比”，所以“伪现代派”的批评除了表达一定的“权力意愿”，其实是一种没有对象的批评。李洁非则更多指向人们效仿“现代派”的欲望和言论，认为一大批新潮作品是与“现代派”有间接关系，甚至直接模仿某部“现代派”作品。以西方“现代派”小说为摹本正是先锋文学的困境。李陀也不赞成跟在西方人屁股后面搞“现代派”，指出“伪现代派”的提法是对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强的现代主义倾向的尖锐批评。不过李陀并不认为“现代派”的表现技巧不能从内容——形式的完整结构中“剥离”，坚持认为对于先锋小说来说，形式的借鉴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李陀在当时对文学新人和小说新作不遗余力地进行推荐。《苍老的浮云》“曾被《收获》、《钟山》等刊物纷纷退回来，并不是因为小说有什么政治问题，主要是他们看不出好坏。当时这篇小说几经辗转，手稿放在北京的评论家李陀手里，《中国》是从他那里得到的稿子。”同样是得力于李陀的高度评价和大力推介，《十八岁出门远行》和《现实一种》等小说产生轰动效应，余华成为先锋文学的重要一员。马原曾经谈到：“前不久在李陀家闲谈，他很意外地岔开话题，谈到《冈底斯的诱惑》，他说他‘突然感到，这篇东西有种强烈的形而上的力量，通篇渗透着对某种绝对意志的崇拜’，我顿时感到被打中了。很少有这种时候；很少有人这样一语破的，道出我深在的感受或想法。”这里先锋批评家和先锋作家成为同谋者，相互表现出如遇知音式的惺惺相惜。李陀直到年5月担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后，该刊先锋倾向逐步明显。八、“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 年10月11—16日，《文学评论》、《钟山》编辑部在无锡联合召开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刘坪、徐兆淮、陈骏涛、陈思和、许子东、南帆、於可训、朱向前、吴亮、吴方等出席了会议。《钟山》在80年代后期不但发表了大量先锋文学作品，如年6期扎西达娃的《古宅》、残雪的《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陈村的《三个人的家庭》，年1期余华的《河边的错误》、莫言的《玫瑰玫瑰香气扑鼻》，第2期格非的《褐色鸟群》，马原的《旧死》等。同时该刊大力倡导新写实小说。 与会者就先锋文学近年来的疲软现象展开热烈讨论。有人认为先锋派文学的尴尬境界是由自身的浮泛造成的，创作者在哲学、艺术上缺乏准备，作品身世感太强；也有人认为先锋派文学与普通读者的生存境况、艺术趣味相去甚远，失去轰动效应表明它回归了自身。与此同时，批评家就先锋派文学达成了“共识”：指那些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美学思潮以及现代主义文学密切相关，并在其影响下产生的一批作品。在对先锋派文学的评价上，也基本一致。尽管各人角度不同，但基本上是一片指责之声：“毛时安首先发难，他认为我们只有摹仿，而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主义’；先锋派文学应当是一种具有丰富而高超想象力的文学，而我们则匮乏想象力，这是导致先锋派小说疲软的最根本的原因。毛时安的分析令人沮丧。而李劼这个不遗余力鼓吹先锋小说的青年评论家，亦对现今的先锋派文学表示失望，他甚至认为先锋派这个称号，现在这批作家还配不上，他们不过是过渡阶段的人物而已。”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批评家曾是先锋文学的大力鼓吹者，却如此一致地对渐成气候的先锋文学表达强烈不满。来自第一现场的“原声”透露出先锋文学当时的历史窘境。这种窘境不仅仅是先锋文学遭遇的，也是整个时代遭遇的。 与此同时，批评家对艺术手法上不断创新的被称为“新写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的则是“一片肯定赞扬声”。认为这种新的写作方式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动、对现代主义的逃避，也是对生活原生态的真正还原。有人认为先锋文学和新写实文学将会互相交融、渗透、产生新的契合点；有人认为两者“调和”几乎不可能，中国没有现代主义的土壤，也缺乏真正的现实主义。九、《上海文学》与“保卫先锋文学” 年《上海文学》第5期在“批评家俱乐部”栏目中发表朱大可、张献、宋琳、孙甘露、杨小滨、曹磊等人的对话录《保卫先锋文学》。面对先锋文学的窘况和持续不断遭到批评的状况，身在上海的青年批评家朱大可等人打出了“保卫先锋文学”的旗号。朱大可针对的仍然是“现实主义”：“我绝时无意与伪‘现实主义’打情骂俏。那种伪现实主义还是让它继续待在坟墓里的好。我不能容忍有人要把先锋文学也弄到坟墓里去。当然，这种围剿恰恰是先锋文学所需要的。先锋文学是靠血战生存下来的，没有敌手，它一天都活不下去。”宋琳、张献等人也都提到先锋文学针对“官方文学”、“大众文学”所显示出的反叛性。但问题是这种反叛“已经失去了对手和反抗的目标”，历史势能几乎耗尽，先锋文学面临没有目标的悲哀。 在反抗势能逐渐耗尽的时候，回到自身的先锋文学面临更为复杂的处境。一方面，年之后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文学已经逐渐失去轰动效应，文学的社会反响正在减弱。生存压力之下的编者、出版者和发行者们，越发认识到大众读者的重要性。随着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商品经济对精神产品的渗透，纯文学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另一方面，从文学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向来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实验之后，一种文学变革的潮流已经在形成。李陀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已经剧烈地改变了，并且继续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李陀所说的这场“文学革命”就是指的后来被先锋批评命名的先锋小说。问题是当时对于先锋小说的阐释还不尽人意。 这种状况之下，先锋文学的重要尺度——实验性——也就超越了形式意味而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在之前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上，吴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出“宁愿在中国文坛上看到第二个博尔赫斯，也不想看到一百个巴尔扎克”的话。朱大可等人认为这种实验性“已经隐含了大量的失败结局”，因为不断推翻自己的文本模式，文本的意义就下降了，先锋作家成了过程主义者，也意味着先锋文学的“短期性”。可以看出，在先锋文学赖以生存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卫先锋文学”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文化姿态。十、“后现代主义”与先锋文学讨论 与西方现代主义紧密相关的先锋文学，在其赖以生成的本土环境变化后，许多青年批评家虽然在姿态上大力支持，但却失去了阐释其意义的能力。与此同时，一批迅速更新了知识谱系的学院批评家获得了更多发言权。他们的理论操练为先锋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其中最明显的是后现代主义理论。 年7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召开“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研讨会。乐黛云、王宁、王逢振、黄式宪等学者在会上发言。参会者一方面研讨詹姆逊、列奥塔、哈贝马斯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另一方面用相关理论对本土文学特别是先锋文学进行阐释和批评。年9月9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联合主办“后现代：台湾与大陆的文学形势”专题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征表现在：一、怀疑和反叛；二、自由和放纵；三、实验和游戏。这些特征恰恰就是先锋文学的重要特征。 年3月10-13日，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钟山》杂志社联合召开“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中外学者对王朔小说、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中的一些后现代现象进行了学术讨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后现代主义研究项目主持人汉斯?伯顿斯认为，有三种层面上的后现代主义：反表现、反形式、反叙事的激进的先锋派后现代主义，作为反文化力量的一种指向通俗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辨层次上的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赵毅衡在考察了先锋派这一概念的演变之后，指出在任何国家先锋派文学的出现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先锋派常常也是不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的。 其实早在80年代末，王宁、陈晓明、张颐武等人就开始尝试以后现代主义理论阐释先锋文学。王宁认为，后结构主义者已经意识到无法颠覆现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那就“通过对文本的颠覆活动，以及文本自身的互相颠覆来达到消除假想的中心之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达成了默契。在对深度模式的颠覆这一点上，陈晓明发现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小说的契合。与王宁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后现代主义文学，只会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因子的观点不同，陈晓明认为中国现实距离尽管和西方后工业社会相差遥远，但变革中无比混乱的社会形态里，也滋生出了“准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因子，以马原为转折标志的先锋文学开始更多的对现实情境作出反应。先锋作家的文本实验解除了新潮文学寻找的现代主义式的深度模式。 进入90年代，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中国现实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张颐武从作为西方阐释代码的“后现代性”出发，对中国文化经过后现代性“重写”之后产生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因素并存状况进行分析，归纳为两点：“一是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文化的商品化；二是文化的平面化并置的‘大杂烩’状态。”王宁指出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包含两个重要层面：“从接受与影响的角度对之进行经验研究”，“以‘后现代性’为阅读阐释代码，对文学现象甚或文本进行理论阐释”。陈晓明意识到“纯文学”与“俗文学”内在关系的复杂性，认为两者之间“不是走向趋同和融合，而是相互悖离、拒绝和漠视。它们各自在不同的历史层面（或向度）上，表达了不同的‘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在90年代之后的持续发酵，为先锋小说经典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上海文学》 《钟山》十一、“后新时期”与先锋文学讨论 年9月12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与《作家报》联合发起“后新时期：走出80年代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从讨论会之后发表的文章看，论题主要集中在“调侃”文学、新潮小说、新潮诗歌、以及市场化与文学的关系等命题。具体到先锋文学，论者试图面对90年代新的历史语境，在“新时期”和“后新时期”两个不同的文化空间中框定其价值和意义。 陈骏涛认为“后新时期”的说法脱胎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后现实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相关理论，同时也确实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紧密相关。“后新时期”大约从新时期文学十年即年左右开始。文学发生变异的重要表征就是先锋文学的出现。宋遂良称这一时期是文学沉淀、选择、调整和逐步归位的时期，是一种在政治和经济的河床上顺势而为的“漂流文学”。赵毅衡从社会文化功能角度区分两个时期，指出新时期文学“服务于主流社会运转的需要，服务于政治运动”，“后新时期”则是市场化时期的文学，社会运转已经不需要文学做润滑油，反而“需要文学艺术来刹车，唱反调”，需文学“保护文化价值、精神价值，使之不至于被市场化大潮吞没；需要在语言庸俗化时代保持语言创新能力”。而先锋文学也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角色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价值和使命。 王蒙认为先锋文学作家“实际上沉浸在一种艺术更新与艺术引进的热情里，他们热衷于艺术形式的探索，他们越来越远离那种在我国仍有影响的政治功利主义的考虑。”王宁则认为“后新时期”在时间上是接续“新时期”，同时却更有着文体、代码和叙述话语等方面的断裂性，从文学自身运行轨迹来看是与新时期逆向相悖的。两者断裂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先锋文学的激进实验构成了对新时期人文精神的有力挑战”。白烨分析了四种渐成气候的小说倾向：新写实小说、新市井小说、新历史小说和新改革小说。在谈到“新历史小说”的时候，他说：“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充满了对历史中的非正统现象和非常规性因素的探求索隐，也以此对正统而权威的历史诠释构成了质疑和消解。”这里的“新历史小说”有很多是和先锋小说混杂在一起的。正如陈晓明所说：“事实上，‘先锋派’一直在讲述历史故事，只不过形式的探索一直压制了历史故事，现在，形式的外表被尽可能褪下，那些历史情境逐渐浮现，讲述‘历史颓败’的故事成为年之后‘先锋派’的一个显著动向。”十二、文学丛书与先锋文学选本 年，陈骏涛主编的《跨世纪文丛》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辑12种，其中包括：苏童《红粉》、格非《唿哨》、叶兆言《去影》、陈村《屋顶上的脚步》、余华《河边的错误》等先锋小说。同年6月，花城出版社推出“先锋长篇小说丛书”，收人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原名《呼喊与细雨》）、苏童《我的帝王生涯》、格非《敌人》、孙甘露《呼吸》、吕新《抚摸》、北村《施洗的河》。 程永新编选的《中国新潮小说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版）收入作品：马原《虚构》、史铁生《命若琴弦》、格非《迷舟》、苏童《年的逃亡》、刘索拉《多余的故事》、莫言《球状闪电》、余华《四月三日事件》、扎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孙甘露《信使之函》、洪峰《极地之侧》、残雪《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给友人》、皮皮《光明的前途》、张献《屋里的猫头鹰》。朱伟编选的《中国先锋小说》（花城出版社年版）选入作品：余华《世事如烟》、《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格非《青黄》、《蚌壳》、《背景》，苏童《妻妾成群》、《死无葬身之地》，叶兆言《枣树的故事》。 陈晓明编选的《中国先锋小说精选》（甘肃人民出版社年版），选入作品包括：苏童《妻妾成群》、格非《褐色鸟群》、余华《难逃劫数》、孙甘露《请女人猜谜》、北村《聒噪者说》、叶兆言《枣树的故事》、潘军《南方的情绪》、扎西达娃《野猫走过漫漫岁月》、吕新《葵花》、黄石《蚱蜢之歌》，每篇作品之后附有编选者的简要评介。在同年出版的专著《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年版）中，陈晓明将先锋作家指认为80年代末价值规范解体、文化溃败的直接精神承受者。叙事革命恰恰对应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匮乏。陈晓明以敏锐和专业的文本分析，阐释出先锋小说语言冒险这一无底的游戏背后的精神颓败。（本文选自李建周《形式策略与文化政治——先锋小说十年(—)》，《文艺争鸣》先锋文学三十年研究专辑，年第10期）西川论坛学术研究探求新知an投稿邮箱：xc_luntan.鐧芥鍗卞鐧界櫆椋庢不鐤楁渶浣冲尰闄?
